似乎有搬迁癖，山东大学十五年内搬了三次家：青岛—济南—曲阜。一次搬迁后，有人在 冯沅君家捡到一个顶针。

以鸡屁股为“银行”的乡村老太，都未必用这样的顶针儿！两分钱一个，黄色磨白，许多针眼洞穿。这小东西或许不属于驰名中外的一级教授冯沅君吧？

有人斩钉截铁地说：“亲眼看到冯先生用这个顶针儿补手绢。”

更有人认为大谬不然：“她当一级教授，还至于用打补钉的手绢？”

“她就是那么‘会过’，写文章，她用会议通知的反面打草；搬迁时，别人退粗粮票，只有她，退细粮票。”

“她吃粗粮以防止动脉硬化吧？”

“笑话！冯先生假如多少懂得点儿养生之道，也不至于肠癌晚期症状那么明显，还不上医院。她就知道她那戏剧史、诗史、文学史！”

博学多才，是人们称颂冯沅君的赞语；抠门小气，成为大家讪笑老教授的话柄。难道你没钱花？夫妇都是一级教授，仅《中国诗史》的稿费就上万，相当于一般工人二十年工资！你负担重吗？一男半女皆无。能否说是“不忘阶级苦”？谁不知道冯沅君出身名门？何况“艰苦朴素不忘本”岂能用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

也有人力排众议说：冯沅君决不小气。有事实为证：解放前，有位进步哲学家受到国民党追捕，被地下党送到胶东解放区，他的家属面临断炊之危时，冯沅君亲自送去四十块大洋！抗美援朝，冯沅君购买了上亿（旧人民币）公债。中青年老师、研究生，有不少人接受过冯先生的接济……

力排众议者也对诸如旧顶针儿、破手绢儿感到费解，两袖清风的学者何必学守财奴，锱铢必较？于是，有人挖苦：“老绝户脾气，令佛头增秽！”有人叹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一天，我和魏晋史家王仲荦先生交谈，他忽然长叹一声：“冯先生一生才不容易呢。我见她那么节省，劝她：何必自苦如此？”

是啊，何苦？王先生下边的话，使我宛如遭受了雷击：“冯先生说，我一介寒儒，连个后嗣都没有，我能给国家给民族做什么？我想个人艰窘点儿，存几个钱，身后让国家做学术基金，奖掖后人吧。”

我蓦然记起一件事：冯沅君病体奄奄，神思恍惚时，护士扶她走进医生办公室，她误以为是走进了教室，竟大声地讲起戏剧史来……这位桃李满天下的学者，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不忘其教授职责！而她何求于人世？不曾眷眷于珍馐美味，未尝恋恋于华服炫装，既未追求声色狗马之乐，亦未安享子孙满堂之福。

我又记起前不久逝世的陆侃如先生遗嘱：按冯沅君先生和他个人的愿望，将全部藏书、数万遗款赠山东大学。看来，这一纸出人意外的遗书，竟是聚冯沅君先生毕生懿行、全部心血而成。

多么浅薄，我们曾将吐最后一丝为人类御寒的春蚕，看作结网檐下、求饱己腹的蜘蛛！何等可悲，志士仁人的高风亮节，反被误解成城狐社鼠的低级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