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Foreign Affairs,2007年9/10月 《The Great Leap Backward? The Cost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原文作者:Elizabeth C. Economy
其他国家也受池鱼之殃
中国环境品质的恶化,已经开始影响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日本和韩国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着中国火力发电厂因排放废气所制造的酸雨之苦,以及每年春天中国戈壁沙漠的沙尘暴所吹送过来的有毒黄尘。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有些美国境内的沙尘、硫磺颗粒、烟尘和微量金属,是源自中国并经过太平洋飘浮过来。而根据美国环保署的评估,在某些特定的时节里,洛杉矶空气中飘浮的微粒物质,有25%来自中国。科学家还发现,美国土壤中水银含量的增加,很大一部分是源自中国的燃煤火力发电厂及水泥工厂。据报道,目前全世界有25%到40%的水银排放,是来自中国。
中国的水污染也同样危及到其他国家。世界自然保护基金的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太平洋海域最大的污染源。诚如中国政协委员刘全芳所指出的:“随着环渤海的辽宁、河北、山东、天津等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渤海已经变成了‘纳污池’和‘垃圾场’,流入渤海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河的水是清洁的。”中国每年向渤海排放超过28亿吨的污水,导致渤海海底泥浆中所含的重金属,已经超过官方所定安全标准的2000倍。现在,渤海已经没有一种鱼类、贝类、螃蟹能够形成规模群带,污染造成的危害是灭绝性的,渤海产卵场污染面积达100%,对虾的产量也在过去15年中下降了90%。2006年,在工业化十分集中的广东省与福建省,有83亿多吨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被倾倒进海洋,比2001年所倾倒总量增加了60%,影响所及,使得东海渔场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渔场已经不再适合捕鱼。
再次,中国对气候变迁的急剧影响已经引起了国际的关注。根据荷兰环境组织2007年的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国际能源署(IEA)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表示,除非中国重新考虑对多种能源的利用和采用先进的环保技术,否则25年之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是欧洲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排放量总合的2倍之多。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活动也给与之有密切经贸往来的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们带来了许多额外的环境负担。中国的跨国公司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开采自然资源以为中国的持续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但是这些开采活动使得这些地区的居民生活素质严重恶化。中国对木材的需求在过去的10多年中大幅增加,特别是自1998年爆发了特大洪涝灾难后,中国禁止了对国内木材的滥砍乱伐行为。自1993年至2005年,中国木材进口量增加了3倍之多。根据世界自然保护基金的数据,中国对木材、纸张和纸浆的需求,将会在2010年在现有基础上增加33%。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非法砍伐木材的进口国:据估计,中国进口木材中,约有一半都属于非法。木材的非法砍伐对环境的破坏尤其严重,因为砍伐的对象经常是那些稀少的原始森林,从到造成当地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生态失衡。例如在2006年,柬埔寨政府同意将柬埔寨东北部两处总计近20万公顷的土地租让给中国海南省的五指山集团,允许该公司在森林覆盖的地区砍伐现有树木以种植松树,期限为99年。柬政府批给五指山集团的土地面积,是其2001年《土地法》所规定最高额的20倍。而根据一些环保组织的见证,中国公司在中国和缅甸边境交界的森林处砍伐了大量木材,并且正在深入缅甸境内以寻找更多的优质木材。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破坏森林资源的商业活动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并给当地居民们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对中国自身的影响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也给中国自身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因为它间接损害到了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奇迹、公共卫生秩序以及中国的国际声誉。
中国的领导人为环境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已经开始忧心忡忡。多项中国国内和国外的研究表明,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占中国GDP的比重达到8%至12%。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358亿美元,空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75亿美元,气候原因造成的灾难损失为265亿美元,酸雨133亿美元,沙漠化60亿美元和土地受污染造成农作物受损25亿美元。重庆市每年花费在治理水污染上的开支,占据了城市GDP的4.3%;山西省虽然为全国输送了大量的煤炭、电力等基础能源产品,但是其每年的环境污染所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占到全省GDP的10.9%左右。
中国的卫生部也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敲响了警钟。在一份针对全国30个城市和78个县市的调查报告显示,不断恶化的空气和水污染,使全国范围内癌症的发病率大幅增长:2005年以来,城市癌症的发病率增加了19%,农村地区更快,增加了23%。再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联合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统计,中国每年早亡于与空气污染相关的呼吸道疾病的总人数为75万人。而更严重的是水污染,每年共有1.9亿人由于饮用不清洁水而患病,其主要河域的居民罹患腹泻、癌症、肿瘤、血癌与发育不良等疾病的数量也在急遽增加。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的领导人最近也开始采取积极的举措,以减少环境污染和能源滥用。2005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根据该规划,到201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将达到10%,同时,能源消耗将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而全国环保投资额也将由现时占GDP总量的1.3%增加到1.6%。温家宝总理已下令地方官员关闭一些重度污染的工厂和企业,例如煤矿、矿山和小水泥厂。
这些目标虽然值得赞赏,但过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可否完成这些目标还需要谨慎的乐观。在2001年,中国政府也提出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于2002-2005年期间减少10%,但事实上却增加了27%。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企业印度苏司兰能源有限公司(Suzlon Energy)的执行官也指出,中国在2004年只有37%的风力发电工程得以完成建造。而最近的2007年,也许是对业已制定的规划目标缺乏足够的信心,中国政府宣布将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的目标调整至降低20%。
问题的症结所在
为何中国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棘手的环保问题?一方面,中国的高层领导们都希望能和美国、欧洲、日本一样:经济繁荣,环保问题亦能得到有效处理;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单单为了环境保护而牺牲经济的发展,而是采取环保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策略。
这一策略并非一直可行。虽然高效的能源利用率可以带来诸多的经济收益,环保投资也可以减少污染,修建一座污水处理厂的经济成本远远小于因土壤受到污染而导致粮食作物减产的成本,但是在中国,短视的地方官员们更加看重短期的经济回报。如果因治理污染而关闭一些工厂与企业,就有可能导致该地区工业的发展速度显著降低。
当然,这并不是中国一国的问题。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难题。但是在中国,其所面临的环境挑战并不是仅仅通过更多的环保投资就能解决,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去更好的保护环境。
一个最显著的问题就是地方官员的配合。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激励或惩戒政策去推动他们将环保放在第一位。在很多中小城市,由于水价只有替换品价格的20%,从而使得当地政府和企业主不愿意投入资金修建废水处理厂,或者其他一些蓄水设备。此外,当地政府对污染的罚款金额十分有限,以至于企业主们通常更愿意缴付罚金,也不愿意去购买较为昂贵的环保设备。2005年,一个燃煤火力发电厂的负责人就曾经告诉记者,他不会按照法例规定给发电厂加装除硫设备,因为该设备的花费相当于缴交15年的罚款——他宁愿选择被罚。
另一个问题则是很多中国公司难以从增加环保投入的努力中看到直接经济收益。联想和海尔虽然因采取创新环保科技而取得成功,专门从事太阳能技术研发的尚德太阳能电力公司(Suntech)也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电池板出口商,但这样的公司毕竟只是少数。一份最近的调查发现,只有18%的中国公司相信他们可以从改善环境中获得经济收益。另一份针对企业领导者的调查同样发现,绝大多数中国的企业领袖们都难以理解什么是企业责任的真谛,他们只是将保护环境看作一项负担而非责任。 历史的进程表明,中国的领导者从来不缺乏改革的勇气。25年前,邓小平就创造性的提出改革开放政策,造就出现时中国的经济奇迹。因此,今日的中国领导人也应该展现自己的视野,改变过往那种只重经济轻视环境的单一发展路线,更多的激发地方与产业界维护环境的动力,并放宽司法、环保团体与媒体的限制,促使它们发挥独力监督作用。如此,中国才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出更为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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